他们提前出世，在救护车上颠簸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躺在暖箱里度过生命最开始的几个月；他们先天患有疾病，出生后不久便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痊愈后，他们中有的人被等待多时的父母欢欢喜喜地接走；有的人却被一医院，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离开，也不知道能去哪里。
”复旦青年记者方一湾主笔
复旦青年记者向思琦唐静报道
复旦青年记者肖舒妍徐驭尧编辑
复旦青年记者方一湾唐静摄影
▲躺在病床上的新生儿
医院门诊大厅二楼的最深处是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这里是近个早产儿的“第二子宫”。这里大多数孩子的体重还不到正常婴儿的一半，甚至还不能用哭声表达自己的感情，监护室里此起彼伏响着的只有仪器的声音和医护人员的脚步声。
而在四楼的新生儿外科监护室里，新生儿们身上插满了连接监护仪的插管，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他们或伴随着肉眼可见的身体畸形出生，或没能获得功能完善的器官，呱呱坠地的生命从手术台重新开始。
每天，都有几个来自江浙沪的医院的新生儿病房，医院无力治疗这些孩子从娘胎里带来的病症。从重症监护室到手术室，在孩子们重获新生的过程中，医疗技术的进步、医护人员的努力、家长的配合缺一不可……
痊愈后的孩子也有不同的境遇：有些会立即被等待多时的父母接走，有些患儿却被父母“放弃”，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离开。
早产儿：提前降临的“惊喜”
▲翟倩医生医院抢救室
医院相隔60医院抢救室外，医院的父亲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不住地询问同医院医护人员：“你们医院？”
“前面两个都流产了，这已经是第三次（怀孕）了。”他又叹着气说。爷爷拖着刚做完手术的腿，在走廊里一瘸一拐地来回踱步；奶奶小声地絮絮叨叨，一边哽咽一边透过小窗看抢救里的情况。
四十分钟左右后，医院新生儿科的翟倩医生从抢救室里走了出来，脸色凝重地告知了家属具体情况。这个提前了六周出世的早产儿，即将转入医院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肺部发育不完全”、“凝血功能较差”……一串医学术语传入耳后，父亲从孩子的爷爷奶奶那儿接过一沓钱，不带表情蘸着口水飞快地数了一遍，把钱塞进了胸前的包里——这些钱准备一部分用来交救护车的运输费，一部分用来交住院时的押金和医药费，等会儿只有他能跟着宝宝上救护车。
转运车从抢救室推出来后，爷爷奶奶便蹒跚着走到转运暖箱前，手微微颤抖着掀开暖箱上用来遮光的帘布，仔细地看了好几分钟，又把转运车送到了电梯口，直到目送父亲坐上救护车，他们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转入重症监护室后家属就不能探视。
▲早产儿家属在抢救室外等候
大约两个小时前，医院的转运通知，进行了相应的评估和准备后，她和新生儿科的男护士王以恒迅速把转运车推上救护车，然后猫着身子钻进车内。金山医院到医院之间的60公里，成了这个早产儿生命旅程的第一步。
“说白了，医院搞不定的，需要我们去抢救。”医院中比较薄弱的环节，新生儿科更是如此，转院到医院的孩子99%都直接进了重症监护室。像这样的新生儿转运平均每天有两到三次，最多的时候一天可达九次。
新生儿转运的救护车，近则来往于医院，远则行驶至南京、宁波等城市，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周围公里。重症监护室里的四位男护士轮流值24小时转运班，在科室内随时待命。救护车上的新生儿睡在转运暖箱里，而暖箱就像行走在产院和医院之间的小型ICU，保证转运途中新生儿生命体征平稳。
“只要是路，救护车都能开”，救护车一路颠簸，王以恒声音平淡。转运的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早产儿的生命体征不稳定，有时会出现缺氧、心率下降等状况，甚至突然有血从插管里冒出来。此时，医生必须在空间狭小且抖动的救护车上进行急救或者调整设备。
▲医院门口停着的救护车
转运到重症监护室之后，另一场“持久战”便开始了。一个早产儿身体恢复健康的过程短则一到两个月，长则半年以上。在这期间，陪伴他们的只有医护人员。在12个小时的当班时间内，重症监护室的护士们至少需要给一个孩子喂四次奶，换三次尿布，补三次药，擦浴一次身体，而每个护士平均负责三到四个小宝宝。
除了用餐时间能短暂休息，护士们都匆匆辗转于各个暖箱之间，几乎从未踏出过病房。只要病床旁的监护仪器报警，他们就飞快地跑过去查看早产儿的情况。
▲暖箱：早产儿的“第二子宫”
“滴滴滴——”，04病房11床旁的监护仪忽然响了起来，这个情况一直比较稳定的小患儿突然不能自主呼吸了。床位护士以为他的气管被痰堵住了，忙拿出吸痰器给他吸痰。突然，大量的鲜血从小患儿的胃管里面喷了出来。两三名医生和护士迅速围到暖箱前，给他用止血药，插上了呼吸机。好在抢救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并，接上呼吸机之后他的情况便稳定下来。
“宝宝你怎么老哭啊，抱抱你好不好啊”、“宝宝我给你放音乐好不好呀”、“宝宝你要争气哦，不能一点都不拉哦”……这些都是护士们和早产儿们之间常见的“交流”，尽管他们只是时而睁开眼看看眼前的护士，时而伸伸手、弯弯脚掌，并不能做出回应。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前台接待的阿姨还记得那个每天都会送来冰冻好的母乳的三胞胎爸爸章尹。时间久了，阿姨便和蔼可亲地招呼他道：“三胞胎爸爸来了？宝宝今天很棒哦！”因为早产，章尹的三个宝宝一出生就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初为人父的他“又欢喜又焦躁”，从宝宝们住院的那天起，他一边听医护人员报着孩子们体重和奶量的点滴“进步”，一边站在重症监护室外默默地祈祷。
“我们每天都担惊受怕，”由于不能进入病房探视，家长们只能通过电话与医生进行交流，在焦虑的心情中等待自己孩子的第二次“新生”，“小孩刚三周，体重太小，胃管、呼吸机都插着，我们只在外面看过几次。”
手术后的“新生”
▲宋再正在做肠闭锁手术
早产儿们提前从母亲的子宫里钻出来，从而睡进了与外界隔绝的暖箱；还有一些新生儿们因为患有疾病，刚出生便躺在了冰冷的手术台上。
从出生才一天的女儿被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起，吴东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手术室外的通道门。由于手术区同时进行着好几场大大小小的手术，每当通道门打开一次，都会有三四个家长慌忙围住走出来的医护人员，你一言我一语地询问，但吴东只是一声不响地坐在长凳上。
晚上七点半，住院医生张宾宾从手术室里走出来，拉下口罩问：“杨可（吴东妻子）之女，杨可之女的家长是哪位？”听到妻子的名字，吴东依然没有离开自己的座位，直到旁边的人拍了拍吴东的肩膀，他才回过神来。他直起身，小跑了几步到医生面前，小声说：“我是。”
吴东的女儿患的是新生儿肠闭锁，需要把肠道有问题的部分切除，再把相对正常的部分接起来。
手术室内，主刀医生宋再正在为她进行手术。他小心地剖开小患儿的肚子，一段颜色鲜红混杂着乌黑的肠管随即从腹腔里涌了出来。他端详了片刻，一点点找出并切除了坏死的部分。因为长时间站立，他一会儿左脚踩着右脚站立，一会儿又交替移动着身体的重心，双手却一直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
缝合的时候，不断有殷红的血液从肠管里渗出，一旁的医生助手拿着布片轻轻拭去，宋再才能继续缝合。每缝合好一段，宋再都会捧起吻合好的部分仔细确认，没有血液流出之后才开始缝合下一处。
“我怕缝得不好看，”宋再说，“我觉得她之后会长得很好。”
▲几名医生正在做小儿疝气手术
新生儿对手术的耐受性比较差，器官较小，发育也不完全，医生的每一个动作都要非常细心和准确，避免伤到新生儿的其他器官。新生儿科的主任医师沈淳每次做手术时都会带上放大镜，术后也会一直守在病房内观察患儿的恢复情况。
对于麻醉科的医生，这也是一大挑战。手术过程中，医院的医生们只能从婴儿细微的体征变化来判断、调整麻醉剂用量，同时兼顾考新生儿体重和身体药物新陈代谢的情况。从2公斤的小孩做到1公斤以下的早产儿，手术时麻醉的用量是他们慢慢摸索出来的。
此前，医院也可以做新生儿手术，因为麻醉难度大，麻醉科的医生不敢操作，医院只好把需要手术的孩子转运到上海医院。
▲护士与小宝宝的互动
新生儿科里，患先天性消化系统疾病的小宝宝并不在少数。
刚满周岁的依依，已经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一年，期间做了四次手术。她出生时便患有严重的坏死性小肠炎，肠道大面积坏死，不能正常消化和排泄。
五月，依依完成了最后一次手术。在前几次手术之后，依依的肠道长度过短。这次手术，医生将她肿大的肠道裁出几个缺口，然后重新交替缝合缺口，从而起到拉长肠管的效果。这是医院操作的第三例肠管延长手术，医院也是全国第一家可以执医院。
依依出生一周时，便经历了第一次手术。在保证她正常消化的情况下，医生通过三次手术切除了她坏死的肠道，并重建消化道的结构和功能。但为了等待伤口愈合以及保证依依健康成长，三场手术及等待的时间持续近半年。
年底，第三次手术去掉了最后一个造瘘口，依依终于可以出院。然而在家里呆了不到十天，医院。因为细菌感染，肠道功能也没有发育完全，她一直腹泻。她只好等待第四次手术。
▲护士拿着奶嘴哄小宝宝
“对于我们医生来说，碰到这样的家长是很幸运的。”沈淳回忆道，在治疗过程中，依依的家长一医院的工作。因此，在医疗技术成熟的情况下，即使是肠管延长这样风险大、难度高的手术，医院也很乐意执行。
前些年，即便家长有同样强烈的救治意愿，医院也想尽力给患儿做手术，但囿于医疗条件最终无法操作。对于家长的疑问和需求，医生难以给出肯定的答复，考虑到术后能否痊愈也同样是未知数，家长会选择放弃治疗。
五年前，曾有一个必须经过ECMO手术（以人工肺和人工心代行心肺功能，在呼吸衰竭的新生儿的体外建立循环）才能救治的患儿，家长一心想要把孩子治好，当时医院却还不能顺利完成新生儿ECMO手术。
“当时想救也救不了，是我们的遗憾，”沈淳说，“医院的同事们有了经验，哪怕只是三例五例成功的手术，也有底气给家长信心。”
年，医院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在上海首次应用ECMO技术成功救治了一个早产儿。而今年4月19日，医院又创下了国内日龄最小早产儿ECMO院间转运纪录，他们将一个患有呼吸窘迫综合征的新生儿从浦东一妇婴成功转运到了医院。
无奈的“临时福利院”
▲护士正在给即将出院的小孩做护理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患儿都像依依那样幸运。他们顽病缠身，家长却一走了之，把幼小医院。
外科监护室里曾有一个患肛门闭锁的新生儿，因为他的床号是11，护士们亲切地称他为“十一郎”。入院之后，十一郎的手术顺利完成，父亲却像人医院。他没有接走康复的十一郎，也没有支付任何医疗费用。
外科监护室的医护人员们无法联系到父亲，便一直抚养着十一郎。渐渐地，十一郎自己扶着墙学会了走路，学会了与医护人员打招呼。此时，医院，草草交了块钱就带走了他。在一些家长眼里，新生儿出生便患肛门闭锁是难以接受的事实，但实际上，这种疾病通过一次手术就能治愈。
像十一郎这样的孩子不在少数，在记者采访期间，不到个患儿的重症监护室里有三个弃婴，不到20个患儿的外科监护室里有一个弃婴。他们因疾病被送进新生儿科之后，什么时候能够走出病房就成了一个未知数，医院也成了“临时福利院”。
▲医院住院部四楼七病区
重症监护室的护士们曾经将一个非婚生的患儿养到了三周岁，直到姨外婆将他接走。他的母亲没有经济条件抚养他，医院的债务。
平常工作时，为了方便看护，护士们就把他带在身边。他在一旁看着护士们给小患儿们打针用药，有时小患儿的血管细，护士们可能需要扎好几针才能给他们顺利输液。这时，护士们冲他开玩笑说：“你就是这么长大的。”
每逢节假日，护士医院会感觉孤独，就轮流把他带到自己家里，想要弥补他一些“遗失的温情”。重症监护室里的护士于玲有些无奈：“但是他仍然缺少父母的‘爱’。现在被接回家去了，也不知道怎样了。”
▲宋再与张宾宾查房
与新生儿外科监护室一墙之隔的儿童病房里，沈淳正在与小成的姑姑交流他的病情。
距离沈淳上一次见到小成，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年。年底，医院原本预定两周后为小成进行食道扩张。可两周过去了，小成一家却迟迟没有出现。直到去年年底，奶奶、姑姑们和村里的医院时，她才明白这个境况窘迫的家庭在这期间经历了什么。
年，独自在家的小成误把放在屋里的碱水当作矿泉水喝下，强碱顿时烧灼了他的食道。烧灼留下的瘢痕使他的食道变得非常狭窄，最简单的吞咽食物变成了最难的事。在医院的第一次手术中，医生为小成进行了胃造瘘，使得流质食物可以直接注射进入小成的胃里。
在高昂的医疗费用和繁琐的后续治疗面前，小成的父母打了退堂鼓。第一次治疗回家之后，母亲就离家出走，抛下了孩子。不久后父亲也离开了家，和家里人断了联系，几次过年都没回家，只留下年迈的老母亲一边守着家里的几分田，一边照顾病弱的孙儿。
两年间，小成的饮食，都是靠奶奶把食物打成糊状，从他肚子上的造瘘口一点点地灌进去的。
坐穿家门仍然没有等到儿子儿媳回家的奶奶觉得不能再拖下去了，再次来到了医院。务农为生的家庭并不富裕，小成的几个姑姑拼凑了几万元，村里了解小成情况的人家又捐了一些钱，剩下的部分由医院从基金会里拨出一笔资金，终于凑够了小成的手术费。
现在，小成已经基本痊愈，却依然等不回父母的爱。
医生办公室里，询问病情或等待孩子出院的家长摩肩接踵。一门之隔的外科监护室里，一个刚刚痊愈的婴儿躺在小床上，睁着溜圆的眼睛看着窗明几净的病房。三个月前，他从河南省一个救助站转到医院进行治疗。出院后，他将被送往上海市福利院。
（为保护病人隐私，文中章尹、吴东、杨可、依依、小成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