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景鉴
文陈超怡
己酉夏末，湖南湘阴，伴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晚清名臣左宗棠第四代“景”字辈再添一丁，得名“景鉴”，希冀其鉴听鉴彻，明察是非。秉承左家先祖“治有用之学，成经世之才”之家训，左景鉴从小立志为人群服务，学医八年，一生皆在治病救人，解除痛苦。上世纪50年代，他响应国家号召，从上医到重医，一往无前，艰苦创业，把半生心血都留在了大西南。他的子女在其墓碑上刻下“爱国敬业，医坛建功迹；言传身教，为国育英人”这二十字，念其一生，是以为记。
学医八年，奉献一生
清末民初，左景鉴生于乱世，从小便习先祖左宗棠之文书，进出左家老宅，熟读“慎交友，勤耕读，笃根本，去浮华”之楹联，自幼深受左公精神激励。他14岁考入近代教育家胡元倓先生创办的湖南第一所私立新式学堂——明德学堂学习，并担任学生会的工作。其班主任查夷平常以爱国思想教育、启发、鼓励学生深入农村，调查了解农民疾苦。左景鉴也因此得以了解当时农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现状，他想到“义与天下同安危”，“为我国家扶厄运”的左公谏言，胸怀满腔热血，立志改造社会。
年，时局动荡，疫病流行，人民疾苦。著名医学教育家颜福庆先生在上海创办了第一家中国人自己的医学院——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并任第一任院长。彼时颜福庆作为湘雅医学院创始人之一，在湖南颇具盛名。左景鉴在明德学堂老校长的推荐下，考进了更名后的国立上海医学院，只身前往上海学习。与其哥哥西去伦敦进剑桥修习化学所不同的是，左景鉴始终坚信学医可救人，亦可弘扬并捍卫正义，他将留在中国，凭自己所学的医学知识好好地服务百姓，才能真正地为国分忧。
三年金陵大学医学预科，五年国立上海医学院本部学习，漫漫八年医学路，左景鉴在学校，仅靠着姑妈的接济在上海勤学苦读。他丝毫不觉得学医枯燥，反而越学越觉得做个好医生将成为自己毕生的追求。
年左景鉴从国立上海医学院顺利毕业，拿到了医学学士和医学博士学位，开启了他为医学事业奉献的一生。
战火革命，医学情缘
就在左景鉴毕业不久后，侵华日军蓄意挑起“八一三”淞沪会战，颜福庆院长带领医学院医院工作。左景鉴深觉国难当头，责无旁贷，连夜奔赴南京加入国际红十字会抗日救护医疗大队，并被任命为第38医疗队队长。
同样被爱国情怀和救死扶伤精神所召唤的，还有同医院附属协和高级护校（现复医院）毕业的龚之楠。因在学校期间训练有素，她一入红十字医疗大队便被任命为医护队队长。
机缘巧合，左景鉴与龚之楠被分在同一个部队工作，几百个日日夜夜，奔波在上海、南京、南昌、安福、柳州、祁阳、曲江、灵川和龙川等各个战场，医疗队与医护队协调配合，在战火中挽救了一个又一个百姓同胞及抗日将士的生命。而他们，也在抗日救亡、戎马倥偬中相知，千里转战、抢救伤员中相爱。年，部队行至桂林，在医疗队的一间简陋的会议室里，左景鉴和龚之楠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婚礼进行曲被雄壮的国歌所取代，新房家具也都是用装药品和医疗器械的木箱临时做成的。从此，这对志同道合的医疗革命伉俪互相理解，互相扶持，培育了焕琛、焕琮、焕瑶三个优秀的子女，共同走过了半个世纪的人生起伏，直至年龚之楠去世。
弃洋留沪，爱国敬业
随着日军的大举进攻，部队退守重庆。在重庆的两年时间里，凡医疗队长大都晋升为国军少将，而左景鉴却并不认同国军作为，始终心心念念只想做个好医生。年，他通过飞虎队的朋友安排，带着龚之楠和大女儿左焕琛坐飞机绕道香港返回上海，回到了他的母校国立上海医学医院——医院当个普通的住院大夫。当时的上海仍属战区，伤员疫情频发，左景鉴最多时管过80个病人，得了肺结核仍坚持工作。没有住房，他只能带着妻女借住姑母家的小亭子间，生活异常艰苦，但他觉得能为百姓服务，治病救人的生活才算踏实。抗战胜利后，左景鉴凭着自己的实力，升任主治医生，负责肛肠外科，不久后便担任医院副院长兼中华医学会上海外科学会主任委员。
就在上海解放前夕，左景鉴身边有许多同事不了解共产党和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纷纷去往美国。朋友为左景鉴预留了最后一个名额，并帮他在美国联系好了工作，安排了医生职位。可他却毫不犹豫，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这里还有许多医护人员，许多工作要做。我相信共产党需要医生，新中国需要医生！”随即便又以更巨大的热情，用更多的时间投入了工作，救治解放军伤病员和人民群众，编写了《克氏外科学》肛肠外科的章节，以高超的医术，名声响彻华东军区。
年，朝鲜战争爆发，左景鉴再次主动请缨，借调至中央军委卫生部，编入第三医疗队，参加了抗美援朝，在医院工作。彼时的左景鉴已经有了更多的工作实战经验，面对源源不断需要输血的伤员，他与同事共同研制了手提式血液保养箱，并医院中心血库，发动无偿献血，不仅为前线及时抢救志愿军伤员作出了贡献，医院创建血库提供了经验，载入了中国建立血库的史册。
年，国立上海医学院更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随着内科医院的分工调整，医院，医院副院长。
重医使命，义无反顾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支持大西南的决定，年，中央卫生医院部分人员搬迁至重庆，创建医院。随着先期考察选址完成，年4月，由銭惪和左景鉴两位领导带领首批筹建人员奔赴重庆。初春的重庆气候多变，当时建院的地方还是一片稻田和荒地，道路泥泞，左景鉴医院，从勘测地形到设计动工，从资金筹集到设备购买，从制度建设到科室发展，事无巨细，他都不辞艰辛，勇挑重担，亲力亲为，重医建设的一砖一瓦里都倾注了他们的心血与深情。
年的秋天，对左景鉴的大女儿左焕琛来说，本应该是一个丰收喜庆的季节，因为深受父母对医学热爱的影响，她跟随着父母的脚步也顺利考入了上海第一医学院。那个秋天也恰逢父母上医毕业二十年，上医建院三十年院庆，左景鉴也代表重医回上海参加院庆，一切都是那么喜气洋洋。然而，左景鉴却义无反顾地决定将左焕琛一个人留在上海读大学，他则将带着妻子和刚刚中学、小学毕业的焕琮、焕瑶，毫不耽搁，乘上长江轮，举家搬迁至重庆。左焕琛至今仍记得当时父亲的一句话：“妈妈和弟妹必须搬去重庆，我是带队的，必须带好这个头。”为此，左景鉴甚至将政府分给他家居住的复兴中路多平方米的房子交公，让左焕琛一个人去住学校宿舍。
正如其先祖左宗棠去收复新疆，是抬了棺材去的，宁死也要恢复祖国版图一样，左景鉴去大西南支援重庆，也是根据祖国和人民的需要，一往无前的，他在上海没有留下一寸住房和一丝一毫的财产。
重庆医学院建院前后，一共有多位上医教授专家、医护人员和家属，他们都放弃了舒适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奉调赴渝。在左景鉴的带领下，上医人克服了重重困难，在较短时间内，圆满出色地完成了筹建医院的任务，左景鉴同时医院的首任院长。一去重庆四十载，除了因动手术回过一次上海外，左景鉴就再也没有好好回过上海。他把自己的大半生时间和心血都留在大西南。
言传身教，敢为人先
左景鉴一辈子只想着怎样做好一个医生，怎样治病救人，怎样为祖国医学事业培育更多的人才。不管是在文革动乱的年代，还是在身患重病的时候，他总是坚持着自己这惟一的信念和宗旨。
当时在重庆，服药不能解决的胆囊炎患者只能做胆囊造瘘手术，给患者带来许多生活上的麻烦，左景鉴经过反复查阅国内外相关资料和临床调研，大胆地带领同事们对胆囊炎患者施行了胆囊切除手术。急腹症病人来了，左景鉴根据一些细微的病史和症状就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十二指肠和空肠坏死的病人来了，左景鉴当即立断先清除坏死组织，再创新性地采取收集消化液重新灌入的做法挽救了患者的性命；肝癌晚期的病人来了，左景鉴大胆决定实施重庆市第一例肝切除手术，为病人创造了同阶段肝癌术后生存期最长的奇迹。他说：“患者和家属给了我百分之百的信任，那胜算就在我手里！”即便是文革期间在手术室当工人的时候，他也每天四五点钟起床，烧炭炉给手术室供暖，“医生冷得拿不稳手术刀怎么办？手抖了，开错了怎么办？病人出了大问题怎么办？这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医院就是一个联动机，少一环都不行，都会给病人带来损害。”
左景鉴不但在医学上知识广博，治学严谨，讲求细节，在带领青年医师上，他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做示范手术，鼓励他们多读书，多尝试，给予了充分的信任、支持与施展空间。但凡有外科医生们解决不了的手术和疑难杂症，他们总是求助于左院长。文革时候左景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不能碰手术刀，他就全程站在手术室里，鼓励韩文妙医生成功实施了重庆市首例胰十二指肠切除术。马绍华医生收治了一个肠扭转肠坏死病人，左景鉴一步一步引导其查资料，做实验，创新治疗办法，“在资料上找到的办法，我们拿过来，一定要一个流程一个流程地做，千万急不得，更不能压缩、减少某一些或某一个环节。这是和病人打交道，生命安全大于天。”左景鉴定下的查房日子，雷打不动。即便八十多岁，行动不便，也绝不改天再去。年轻医生听说左院长要来查房，头天晚上就开始背病历，生怕左院长询问的时候答不上来。郁解非刚来重医时，左景鉴知道他有能力，就让他抓外科，带研究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对年轻人，我们不但要言传身教，重视‘三基三严’，还要相信他们，给他们压担子，促使他们成长。这样，医院才有未来。”
左景鉴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他热爱的医学事业，献给了无数患者，献给了人民百姓，言传身教培养了医院管理人才。
左公家风，代代相传
左景鉴不但在工作中严于律己，对子女管教更是严格。左公家风倡读书，求勤俭，重爱国，凡事都要自己去克服困难，这一传统在左景鉴家里被很好地继承了下来。
左焕琛还记得父亲手把手地教她写毛笔字修习书法，左景鉴对悬臂和握笔的姿势尤其在意，要求哪怕别人从后面抽笔杆，也决不能被抽走，仍需用笔自如。他反复对子女强调：“读书做人，先要立志”，因此一定要自强、自信、自立。左景鉴的教导及其自身为人处世的态度对子女影响颇深。
年，左焕琛从上医毕业后，被分配到人体解剖教研组，整天与尸体打交道，又累又脏，她请求父亲和有关部门联系，想通过父亲的关系调换到别的教研组工作。然而，父亲却在回信中耐心地劝导她，并指出人体解剖学是医学最重要的一门基础学科，应该刻苦努力学习，稳扎稳打，还抄下了左宗棠的祖训激励她：“自古功名振世之人，大都早年备尝辛苦，至晚岁事权到手乃有建树，未闻早达而能大有所成者，天道非翕聚不能发舒，人事非历练不能通晓。”左焕琛从此在解剖教研组一干就是三十多年，直到年被调任市卫生局工作。左焕琛每做一个重要决定，都非常注重聆听父亲的意见，在她决定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前，左景鉴就教导她，作为一名参政党的党员，就必须要认真学好政治，做好参政议政工作；年，左焕琛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上海市副市长，左景鉴又语重心长地对女儿说：“这是党和人民对你的信任，你就要好好地为老百姓多做一些事。”左焕琛始终记得祖辈和父亲的教导，要爱国、爱人民，多为老百姓做实事。
而左景鉴之子左焕琮更是承其衣钵，成为著名神经外科专家，始终将事业和病人放在首位。年2月15日左焕琮因病去世，去世前一天他还连做了四台手术，第二天更是预约了五台手术，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躹躬尽瘁，堪称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典范。
左景鉴留给孩子的，不但有他一生为医学事业奉献的精神，更有对生活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年，左景鉴患了膀胱癌，做了全膀胱切除，同时还做了直肠代膀胱和腹壁直肠造瘘手术。医生们从病理切片上分析，肿瘤恶性程度很高，预言生存至多一年。但左景鉴毫不气馁，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他尝试着用各种办法来锻炼如何能控制大小便，终于如愿走出家门，带着自制集尿袋与集粪袋，继续从事他心爱的医学教学工作，去农村开门办学带教学生，甚至还去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年，左景鉴突发心脏病后壁心肌梗死，但他再一次从死神手中逃脱。年，他不慎被自行车撞倒，造成多发性肋骨和前臂尺桡骨骨折，他硬是绑着石膏，带着龚之楠回湖南参加了左宗棠逝世周年纪念。年，龚之楠去世，他的第3、4腰椎骨折，医生诊断可能是癌症复发产生骨转移所致，然而没过多久，他又坚强地站了起来，而且还去北京观看了亚运会。他逢人就讲：“我多次去见马克思，但都被马克思拒绝了，又将我推回来了。”多次遭受手术的痛苦和疾病磨难，左景鉴始终乐观面对，只要能够行动，医院上班，七十余岁高龄之际仍定期参加临床医学和教育工作。左焕琛觉得他晚年孤寂，想接他回上海，他说：“我哪里也去不了，这里，重医，重庆，就是我的家。”
年5月，左景鉴病危临终时，叮嘱子女丧事从简，“你们把我的骨灰撒入长江，让它流到上海，归入大海吧。”
从年毕业，到年去世，恰一个甲子，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心爱的医学岗位。今年恰逢上医建院90周年，左景鉴去世20周年纪念。他的一生，继承了左公的爱国传统，满怀着对人民的深情和对医学事业的无限忠诚。这种精神将激励着一辈又一辈上医人与重医人为祖国医学事业奋斗终身！
本文即将刊载于《复旦人》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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