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泽应，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中原文化研究》年第3期
摘要：伦理思想的世界意义既具有引发世界范围内伦理思想更新或进步的功能，也可以在精神实质和价值建构上为后世提供不断认同和掘发的思想资源和核心理念。船山伦理思想的世界意义无疑属于后者。船山内心拥有“五百年后吾道大昌”的学术自信和伦理精神自信，这是建立在他“坐集千古之智”和“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学术总结基础之上的，也是与他洞观道德生活的真谛并着眼于应有的伦理文明建构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船山伦理思想既是人本主义伦理思想的集大成，亦是道义论伦理思想和功利论伦理思想的有机结合，还有着将“天理之大公”与“人欲之各得”辩证圆融的价值趋向性，而后者更彰显出我们今日置重的共建共享、共生共荣的伦理意蕴。关键词：王船山伦理思想人本主义共生共荣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形势下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16JZD）、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船山学与湖湘文化的传承发展研究”（17WTA10）人类伦理文明建立在许多伦理思想家创发性学术致思和理论建构基础之上，同时也是对其实际运用和不断检测的价值积淀和精神凝聚。在不同民族或国家的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只有那些既具有独特精神风骨和价值内涵，同时又发现了某种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借鉴性的伦理思想，才有可能真正形成其世界意义。相当一批思想家基本局限于其所生活的时代和国度，对后世的影响除了在思想史的谱系内有所体现之外，很难对人类道德生活的现实化和理想化产生深度冲击和价值再造。但总有一些具有深刻哲学智慧和价值洞察力的伦理思想，可以与人类道德生活的实际需要和人类伦理文明的精神建构，发生最为直接的理论关联。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明末清初王船山的伦理思想于其在世时“声影不出林莽”，可在年后却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并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以来，船山伦理思想在砥砺志气，陶铸人格，激励人们在救世与救心诸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逐渐影响到国外，生发出超越时空的独特神韵和魅力。一、船山伦理思想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界说伦理思想的世界意义既具有引发世界范围内伦理思想更新或进步的功能，也可以在精神实质和价值建构上为后世提供不断认同和掘发的思想资源和核心理念。雅斯贝尔斯所言的“轴心时代”东西方圣哲大师们的伦理思想，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卓越建构。西方近代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肇始的人本主义伦理思想、功利主义伦理思想和道义论伦理思想，不仅培育了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而且也借助全球化、市场化和通讯技术的改善获得了世界范围的传播，一定程度上彰显出世界意义的特质。就中国伦理思想的世界意义而言，除了雅斯贝尔斯在言及“轴心时代”的孔子、老子、墨子等圣贤的思想建构及其世界传播与影响外，宋明时期的新儒学如朱熹、阳明等思想，因其自身独特的精神特质，也获得了在儒学文化圈的有效传播与世界影响。而明清之际王船山伦理思想的世界意义，既与其“别开生面”的思想建构密切相关，更与其经历几百年后的汰选、掘发不无关系，更与人类伦理文明发展趋势高度契合。这种内在的关联确证着船山伦理思想具有跨越时空的独特学术价值和文化魅力，也印证着船山本人“吾书二百年后始显”①，“五百年后吾道大昌”②的自我预言。船山伦理思想可谓具有集思想建构与价值传播，特别是为后世提供融可掘发性因素于一体的独特价值与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已开发同时又开发得最为不够，且具有极大可待开发价值的范例或文本。与船山大体同时代的英国哲学家如弗兰西斯·培根、霍布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帕斯卡尔，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大都提出了颇具世界意义的伦理思想。比较而言，船山伦理思想无论是在思想本身的体系性，亦或观点的深刻性、超迈性，都要高出很多。就船山伦理思想的博大精深和理趣甚深而言，堪比康德或黑格尔。就其伦理思想的启蒙意义和人民性而言，亦可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狄德罗、爱尔维修相媲美。就其伦理思想的人本性和主体性而言，似乎可与英国近代格林、布拉德雷的“自我实现论”竞雄。正因为如此，杨昌济在《论语类钞》，侯外庐在《船山学案》中均对其有较高评价。从人类伦理思想发展史的个体层面而言，像船山这样主张既超越功利论的不足又超越道义论的局限，既超越群体主义或整体主义的偏弊又超越个体主义或个人主义的孤陋，只有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方能胜乎其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船山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产生之前，最接近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精神实质的伦理思想类型或范式。二、船山伦理思想具有世界意义的价值确证船山伦理思想的世界意义既源于世界伦理文化的深刻需要，又源于船山伦理思想的独特建树，这种建树有着既顺应人类道德文明发展进步的潮流，亦能够引领这种潮流，从而使其世界意义亦如船山本人所深切感知和把握到的“五百年后，吾道大昌”的精神自信和价值远瞻。船山伦理思想是中国明清之际“横空出世”的一座精神高峰，有着“汉宋诸儒齐退听”的超拔伟岸之处。就其大者而言，船山伦理思想具有世界意义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贵我的道德主体性和依人建极的人本主义伦理思想船山反对“无我论”并提出了“贵我论”，坚持认为自我是道德的主体和依托，“我者，大公之理所凝也”［1］内篇，。如果道德生活没有了自我和自我道德主体性的支撑，那怎么可能去体认天理和发扬道义呢？须知，无论是体认天理亦或是弘扬道义，乃至珍生务义都必须建立在人的自我道德主体性的基础之上，舍弃了自我的道德主体性或主体的价值追求，又怎么可能有真正的伦理道德呢？“于居德之体而言无我，则义不立而道迷。”［1］内篇，在船山看来，无论是体认性之理亦或彰显性之德，都需要确立自我的主体地位和弘扬自我的主体性。“性之理者，吾性之理即天地万物之理，论其所自受，因天因物而仁义礼知浑然大公，不容以我之私也。性之德者，吾既得之于天而人道立，斯以统天而首出万物，论其所既受，既在我矣，惟当体之知能为不妄，而知仁勇之性情功效乎志以为撰，必实有我以受天地万物之归，无我则无所凝矣。”［1］内篇，就此而论，那些倡言“无我”的人其实就是在抽空道德的主体，进而使道德陷入一种无主体的泥潭，本质上不是弘道而是“贼道”。自我是道德生活的主人，自我意识是道德生活之所以能够开展的重要因素。没有了对“我”与道德生活的自觉认识和反思，人就很难真正自觉地体认并遵循道德。积极地体认自我是道德生活的主人，并为之主动去遵行、创造道德，才能既促进道德生活的进步，又促进人自身的发展完善。人通过体认、弘扬道德既彰显道德的主体性，又促进人自身的道德化发展，使人由一种自在动物变成一种自为动物，由对道德的自发性发展到自觉性和自由性。人的自我的不断生成和发展，是同人弘扬自己的主体精神、自由精神和创造精神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本质上是人自己弘扬主体性、主体精神和创造精神的价值确证。人能够在弘扬自己道德主体性的同时，不断地自我修养、自我发展、自我完善，造就一个理想的道德自我。“自吾有生以至今日……则吾今日未有明日之吾而能有明日之吾者，不远矣！”［1］外篇，船山的“我者天理大公之所凝也”，彰显了个体道德主体性和自为性，与亚里士多德和近代英国格林、布拉德雷的“自我实现论”，及康德的“意志自律”或“人为道德立法”，有着精神实质的一致性。与“贵我论”相映成趣的是船山“依人建极”的思想。船山“依人建极”的人本主义思想，既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亦体现在人与道或德的关系之中。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人既是自然界的产儿，又是作用于自然界的灵性之物，实现“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人类在自己所开辟的天地之中，“存人道以配天地，保天心以立人极”，从而开始了人类自己的文明发展历史。就人与道或德的关系而言，船山认为，人是道德的主体而不是道德的客体。如果没有人，贯穿天地万物的“道”也就失去了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何况“道”功用的发挥还必须“以人为依”。船山还认为“天道不遗于禽兽，而人道则为人之独”，作为“人之独”的人道能够实现“以人道率天道”，从而弥补天道的不足。这是一种具有“破块启蒙”意义的人本主义伦理思想，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伦理思想相比，也丝毫不逊色，而且在“以人道率天道”的视域上有着高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伦理思想的地方。（二）“理欲合性”的人性论和“人欲之各得”的天理观船山伦理思想具有世界意义的地方，还在于他对人性作出了颇具近代意义的理论界说，他不仅将人性视为“日生则日成”的“生之理也”，提出了“继善成性”的理论命题。而且就人性的构成和内容，亦作出了既超越自然主义又超越德性主义的理论界说，认为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和道德属性的辩证结合。声色臭味之自然属性与仁义礼智之道德属性，都是健康的人所需要的。声色臭味之自然欲望能够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具有“厚其生”的功能，仁义礼智信之道德属性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具有“正其德”的功能，两者的结合形成健康丰富的人性。船山的“理欲合性说”是对宋儒“性二元论”的批判性超越和创造性发展，他不是将人的自然属性与道德属性截然对立起来，而是将其辩证统一起来，认识到两者的辩证统一才能形成健康的人性。船山的理欲合性不只是理欲两种属性的和合，而且蕴含着天理寓于人欲之中，人欲之中有天理等要义，即“私欲之中，天理所寓”，“故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2］卷八，。离开人欲而去抽象地论说天理，乃是佛教“厌弃物则，而废人之大伦”的谬说淫词，本质上是对人之正当需要的否定，含有后来戴震所言的“以理杀人”。在船山看来：“理尽则合人之欲，欲推即合天之理。于此可见：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无人欲之或异。”［2］卷四，船山继承并发展了儒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主义思想，提出了“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2］卷四，的命题，将“各得”的人欲纳入“天理之大同”的道义论谱系加以论证，从而极大地凸显了芸芸众生基本而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绝不是反天理或不道德的，极大地消解了“禁欲主义”伦理思想的合理性，同时又避免了类似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纵欲主义”伦理思想的偏颇和片面性。所谓“人欲之各得”其实就是每一个人的欲望都能得到正当的尊重和满足，都能各得其所。“人人之独得，即公也。”每一个人的欲望都能得到相应的满足，就是公道公义的实现，天下的公欲其实就是“人人之独得”的汇聚和实现。没有完全脱离“人人之独得”的所谓天下之公理。人们都有食色的欲望和对物质利益的需求，这是人们得以生存的基本要素。精神生活及其伦理道德都是建筑于此一基础之上的。“饮食男女，皆性也；理皆行乎其中也。”［3］真正的伦理道德其实就是各种利益关系的协调，其本质要求就是实现利益的“各得其所”和“得其当得”。（三）“生民之生死，公也”的价值设定和“古今之通义”的价值准则船山伦理思想在价值设定和价值准则上，凸显了“生民之生死，公也”［4］卷十七，和“古今之通义”的价值内涵，而在“天下为公”的价值设定中又自然而正当地肯定了芸芸众生的生存权益和利益诉求，从而使得“公”成为一个既涵盖无数个人利益又保障个人利益的价值理念，避免了因凸显“公”而否定民众之“私”的公私对立论陷阱，也防范了那种一味地尊崇个人利益而忽略“生民之生死”的利己主义伦理观。船山伦理思想重“公私之辨”，主张“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4］卷末，。并提出了“公者重，私者轻”的价值命题，倡导人们自觉地维护公利、公道和公义，强调“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5］。但是，船山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强调，又有别于历史上的那种一味地否定个人正当利益的整体主义或国家主义，它是一种纳“生民之生死”于公共利益评价的民本主义，是一种